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读后感:母爱叙事与生命哲学

《我与地坛》的母爱叙事与生命哲学

很多人知道《我与地坛》（1990年）曾被视为小说准备发表，但这一误会隐含的文学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。

这篇散文对小说笔法的借鉴，不仅涉及虚构与真实这类问题，而且指向叙事部分所使用的策略，尤其第2节对母亲的追忆，调动了现代小说关于叙述时间、叙述视角的处理手法，具有回旋往复的形式之美，而这种回旋往复，体现了史铁生在“母子”这一基本的人类学事实中展开的哲学思考。

一

现在与当年：两种时间的交错

叙事者按照时间顺序，逐步讲述事件的发生、发展与结束，由此构成线性叙事。

《秋天的怀念》（1981年）第1段脉络为：“我”双腿瘫痪—乱扔东西发泄—母亲悄悄躲出去—“我”冷静下来—母亲走进来安慰“我”。

从起因着笔，然后写母亲安慰“我”，即属于典型的线性叙事。

《我与地坛》共7节，叙事整体上基于时间顺序，但是第2节的叙述有所不同，起句就有意打破常规：

现在我才想到，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，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。

在回忆性散文中，有被回忆的过去，也有回忆过去的现在。

按照线性叙事，可以从过去写到现在，或者站在现在追忆过去，比如上面这个句子可以写成：“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，给母亲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。

”《我与地坛》把“现在”与“当年”“曾经”并置于三个分句的开头，不仅突出不同的时间，而且使“现在”主动参与到对“当年”与“曾经”的追忆之中。

“当年”这个词语出现的时候，往往暗示着与此不同的“现在”。

这里也不例外，“当年”与“现在”的对比意味着，在现在之前的漫长的过去，“我”其实根本没有为母亲想过，更谈不上站在母亲的角度去看待当年发生的一切。

“曾经”并非可有可无，它表明“我”“总是”跑到地坛，造成母亲“总是”默默忍受不为人知的恐惧和煎熬。

从时态上看，“当年”与“曾经”属于同样的过去，“曾经”把“我”到地坛的行为的过去时进一步拉长、延伸。

现在的强烈参与，与被拉长了的过去，在叙述上构成两种时间的交错。

在《我与地坛》中，“当年”和“曾经”是叙述的主要立足点，叙述者大部分都站在这个时间点展开叙述。

相对于“当年”和“曾经”，“现在”属于将来，因此“现在我才想到”等于把未来的事情提前说出，即格非所说的“提前叙事”或“中间叙事”。

无论是提前叙事还是中间叙事，都致力于打破时间的线性序列，把不同时间的事件集中在一起，使现在与过去交错呈现。

第2节中，这种交错叙事的句子多次出现，又往往处于结构上的关键处，如第2段以“这以后她会怎样，当年我不曾想过”为结尾，与“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，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……”相呼应，一反一正，带出第3段的整体叙事。

叙事上时间交错的写法并不鲜见，不过把它放在全部叙事的开头或结尾，通过不断涌出的时间性语词，传达某种复杂的人生况味的写法，很可能受到现代小说《百年孤独》的影响：“多年以后，面对行刑队，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

”人的生存时间不同于单向流动的物理时间，它是三个时间维度——过去、现在和将来——的相互交错。

在同样叙述母爱的《合欢树》（1985年）中，全文也以时间的交错收束：“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，会想起童年的事，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，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。

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。

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，是怎么种的。

”

在不断涌出的时间性语词中，我们体会到，过去不是被偶尔拾起的碎片，而是时刻铭记在心、影响至今的精神事件。

《我与地坛》通过两种叙事时间的交错并置，把读者的注意力从“我”到地坛、母亲担忧等事件，转向这些事件在时间序列上的本质关系。

对已然不能行走的史铁生来说，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母爱叙事不是史铁生兴之所至，而是其写作的基本动力，也是全部哲思的活水源头。

母亲对儿子未来死亡的恐惧，超过了对自己患病将死的恐惧。

母亲对当下的苦难和未来的死亡，并不是以当下个体的方式来承受，而是以朝向家庭未来的方式来克服。

为儿女而活，为儿女的美好未来而活——这一执着的念头使母亲先行到儿子幸福生活的未来，并赋予母亲坚守当下、死而后已的不屈意志。

史铁生的全部写作，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史铁生这个人的生命，源自对母亲形象的顽强追忆，源自在追忆中饱含的哀痛、呼告与希望：“我一直有着一个凄苦的梦，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的黑夜里重复一回：母亲，她并没有死，她只是深深地失望了，对我，或者尤其对这个世界，完全地失望了……这个梦一再地走进我的黑夜，驱之不去，我便在醒来时、在白日的梦里为它作一个续：母亲，她的灵魂并未消散，她在幽冥之中注视我并保佑了我多年，直等到我的眺望在幽冥中与她汇合，她才放了心，重新投生别处，投生在一个灵魂有所诉告的地方了。

”（《有关庙的回忆》，1999年）

二

知道与看见：两重视角的分合

《合欢树》从“十岁那年”着笔，从到“二十岁”写到“三十岁时”，都是通过“我”的眼睛来观察和记录事件。

“我”是史铁生母爱叙事的常规视角，《我与地坛》并不例外：

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，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。

“我”被反复提及，是因为叙事视角需要特别强调。

此话的表层意思是“我”希望母亲好好活着，看到儿子最终找到了出路，而深层意思则要倒过来读：“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”—“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”—“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”，也就是说，“我”希望母亲依然在世并为儿子的成功而骄傲，构成了史铁生踏上文学之路从而寻找生存依据的根本原因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以“我”为视角的叙事，始终伴随着“她”对“我”的凝视。

纵然躯体残缺不堪，但父母对自己的牵挂和担忧未曾退场，所以“我”必须爱护自己，尽力实现生命的价值，让自我挺立于天地之间，使之无愧于养育自己的父母——“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”。

母亲看待儿子的视角与方式，深深影响了史铁生生存与写作的方式，换言之，母亲视角早已渗入“我”的叙事视角。

接下来的第2、3段，直接切换到母亲视角：

她知道我心里的苦闷，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，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，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。

“知道”在第2段共出现6次，加上“担心”和“料想”等词语，形成一种单调的“她知道”“她不知道”“她料想”的句式。

较之第1节描写地坛时灵活多变的句法，这种单调句式的反复显然是叙事者刻意为之——极力把叙事视角从“我”转移到“她”，从而在第2、3两段对母亲的复杂心理活动展开多层次描写。

母亲理解双腿残疾对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也明白人生的出路只能靠儿子自己去找，但又感到儿子也许摇着轮椅就此不回，并为这个不宜问、不敢问的念头而痛苦和恐惧。

第3段以“这样一个母亲，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”收束，再次彰显母亲这一非常规的叙事视角。

与《合欢树》等文本中纪实性的叙事有所不同，《我与地坛》基于母亲视角的大量心理活动描写，来自多年以后儿子对母亲的想象与推测，实际上已经渗入小说笔法，属于文学虚构。

上文所说的母亲视角，相当一部分是基于儿子视角而重构出来的。

前8段大体按照母与子分视角叙述，第8段则把分开了的视角重新结合：

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，她视力不好，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，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，待我看见她也看见我了我就不去看她，过一会我再抬头看她就又看见她缓缓离去的背影。

“看见”和“看”出现8次之多，加上意义相近的“张望”和“寻找”，造成的语义重复比第2段的“知道”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同时，“她没看见我时……”以下三个分句不加逗号，一气读来颇有“她看见我看见她”的循环往复之感。

这是母子两重视角的“合”，在表面的“合”下却是“分”，即儿子故意回避母亲寻找的目光，表现为三组语词的错位：没看见/看见、看见/不去看、再抬头看/看不见（离去）。

母亲的看，是牵挂儿子是否“好好”地在地坛里，这是始终聚焦在儿子身上的视角；儿子的看，是对母亲之看的再看，但这目光游移不定，不断在“已经看见”“不去看”和“再抬头看”之间徘徊。

钱理群对鲁迅小说中“看客”与“看‘看客’”有十分精彩的分析，而在《我与地坛》这里，如果说当年的“我”是一“看客”，那么把这一“看客”叙述出来、将自身作为对立面冷静审视的，则是多年之后“看‘看客’”的“我”。

英文中表示看见的“see”有知道、理解之义，其实此处的“看见”与“知道”亦为同义。

“知道”指人对某件事的明白、了解，表示人的主体意识或自主意识，即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。

因此，《我与地坛》对叙事视角的讲究，表明母亲的故事是在“我”探求人生意义的过程中呈现的，母爱叙事被纳入“我”的个体意识的变化之中。

人类的个体意识在幼儿阶段浮现，而后逐渐增强，进而推己及人，在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等关系中确证自我的存在。

双腿瘫痪把史铁生的生存空间挤压到小小的轮椅之中，个体意识被极大强化的同时也被深深地扭曲。

在青年史铁生的眼里，只有自己，只有当下，容不下他人，也看不到过去和未来。

然而，“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，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返身回来，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，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，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处墙角，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”，他第一次发现，在我们被困于黑暗之中、没有反思意识的过去，原来早已领受了母亲深远宏大的恩惠——对儿子的忧虑、筹划和希望——而正是这种恩惠才令我们得以存在，并持续影响和塑造着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。

史铁生的全部写作扎根于母爱叙事，也可以视为对逝去的母爱的回应。

记忆力和想象力也在不断书写的过程中增强发展，这使个体意识能够保持已经过去了的生活经验，更能通过换位想象，以母亲视角重新激活一度消逝的慈爱的体验。

三

车辙与脚印：两代生命的缠绕

我放下书，想，这么大一座园子，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，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。

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，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，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。

园子、路、车辙、脚印等词语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。

车辙是轮椅车轮碾在地上留下的印痕，也象征“我”艰难走过的心路；脚印是母亲担忧寻找“我”的证明，象征她为挽救儿子而经历的短暂人生。

这里不仅以物象征，还利用象征之间的关系叙述事件，由此形成象征叙事：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，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。

很少有人关注此处的象征叙事，也很少有评论触及“车辙”与“脚印”象征的人类亲子关系及其哲理，甚至有人认为第2节仅仅抒写母爱，并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哲理。

然而，亲子关系是整个人类延续、传承的根基，从中可以窥见人性的奥秘与人类独特的生存结构，因此它的哲学意义不言而喻。

双腿瘫痪使人失去下肢的运动能力，让病患对他人产生相当程度的依赖。

如果病患是一位成年人，它还严重损伤乃至完全剥夺其自尊——某些方面，他就像婴儿一样需要父母，父母必须再一次肩负起抚养照料的责任。

“我”与母亲并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，而更像不成熟的婴儿与抚养者之间的关系。

人类学研究表明，由于直立行走导致的提前出生，人类婴儿从神经学上来看是未完成的，因而无法协调一些涉及基本生存的肌肉运动，这就要求抚养者长时间完全投入，甚至要对原来的生活方式做出重大调整，比如结成夫妇、组织家庭，否则婴儿随时可能死亡。

［1］就此而言，“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”叙述了史铁生丧失生活能力而重新依赖母亲的特殊遭遇，更唤醒人们对唇齿相依、生死与共的“三年免于父母之怀”的普遍回忆。

人的记忆力、想象力与个体意识，以及人之为人的根本依据，就来自婴儿的柔弱导致的亲子关系与家庭形式之中。

当儿女遇到类似的重大挫折时，父母普遍具有一种相同的想法：此病虽是后天造成，但终究要怪自己没给孩子一副健全的体魄，使他难以承负人生的辛劳，最终造成终身的痛苦。

子女的残缺亦是父母终身之遗憾。

可是，谁能给残缺和健全设立一个绝对的标准呢？在史铁生笔下，有地坛中漂亮却生来弱智的小姑娘，还有扒车摔下导致四肢渐渐萎缩的7岁男孩（《我21岁那年》，1990年），然而就是这样“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”，却活出了生命应有的庄严，给儿子留下的印象如此鲜明深刻、感人至深，并在儿子“为了让她骄傲”的奋发中参与到他的写作之中，从而在儿子的希望中活在未来。

追念母爱为指向过去，让母亲骄傲则指向未来，此即“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此孝之大者”（《太史公自序》）。

“孝”乃会意字，金文写作，上为“老”，表示父母或更老的直系亲属；下为“子”，表示儿女或直系晚辈。

子在下，父母在上，表示子女善于侍奉父母，该字的构造生动体现了“车辙”与“脚印”所象征的亲子间互相需要、互相缠绕的生命关系。

对史铁生来说，母亲的忘我付出使这一关系持续存在，使其得以构建深远的人性视野，打开叙事空间，从而以从容的态度俯瞰人世百态，在地坛中充分展开哲学的沉思。

人的幸福最终取决于生命的自由存在，这个生命并不是孤立的，而是首先与赐予这个生命的生命缠绕在一起，因而具有超个体的时间性和历史性——“人是时间性的存在者”（海德格尔）。

只要人们依然置身于亲子关系中，无论残缺或健全，无论贫穷或富有，人生的意义就不局限于个体短暂的一生，还从根本上涉及悠远的过去与未来。